主页 > 产品中心 >

肯尼亚街头的流浪儿童靠吃胶水过活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?

文章来源:未知 2018-07-19 04:36

  ,自由摄影师。2010因工作被派往肯尼亚常驻。在非洲工作之余,曾在新华社,中国日报,中国国家地理,摄影之友等平台上发表摄影作品,曾获国际影艺联盟绶带奖。之后想专注于用影像记录非洲,辞职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,前往。2016年开启有关非洲的摄影项目,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基金、入选第二十九届埃迪亚当斯工作坊。2017年,结合个人在非洲的经历和摄影技巧,出版摄影类书籍《行摄非洲》。

  杜风彦,摄影、武术、旅行爱好者,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会员,中国武术协会会员,八卦掌第六代传人。在2011年放弃高薪职位,决定以骑行的方式穿越亚非大陆。从南宁出发一直骑到南非好望角,历时2年2个月的时间,途经亚非22国,总里程约3.5万公里。2016年和摄影师齐林成立团队“杜齐眼”,专注于非洲纪实影像项目,起这个名字是因为“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”。

  想更多了解齐、杜二人的朋友,可以移步至他们的微信公众号“杜齐眼”(ID:ycgker)——用镜头传递一个真实的非洲。

  PS:本文是一篇演讲稿,由于全文过长,为阅读效果考虑,小布将整片文章一分为二,这是下篇。

  前景提要:“肯尼亚街头流浪儿童”是“杜齐眼”组合在非洲的纪实影像项目之一,追踪了一群生活在肯尼亚内罗毕的流浪儿童,他们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在身边,经常吃睡都在垃圾堆,生存得很艰难,大部分人会吸食一种工业胶水来麻痹神经,以抵御饥寒。上篇中讲述了13岁的Briant的故事,这个男孩自己都吃不饱饭却养着几只流浪狗,只在特别冷或者特别饿的情况下才会吸食胶水,遭受过很多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行为,依赖胶水带给他的心灵上的慰藉。上篇在这里

  这群流浪的孩子们中,Chris的英语最好,他会用好几国语言打招呼,英语、法语、荷兰语、日语、中文等,这些都是当年他在上学的时候,学校的志愿者教给他的,后来他父亲在一次火灾中丧生,他母亲的腰也扭伤,无法工作,他无钱上学,就来到了街上。

  他说他曾经被很多NGO(Non-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)救助,在一些学校进进出出很多次。他是孩子们中的明星,因为他曾经上过CBBC(英国广播公司儿童频道)的节目,那时的他,还朝气蓬勃。

  Chris对生活抗争得很厉害,所以受伤也最重,他经常会吸得很high,我们根本无法跟他进行正常交流。

  他肚子上有一个十字疤痕,他说这是他的纹身。这个纹身是他请求一个大孩子用铁片给他划的疤痕,他觉得有了这个十字架,上帝会保佑他。周日的时候,他很想去祈祷,但他进不去教堂,因为门卫嫌他穿得脏,但他仍然特别坚信上帝会保佑他。

  得知我从中国来之后,他向我打听一个香港的志愿者,问我认不认识她。因为那个志愿者曾经答应他会把他接走,离开这个地方。

  我说中国很大,你知道她的名字吗?他在自己的胳膊上写下一串英文名字,我表示那不是中文,他却特别肯定地认为那个就是中文名字,而且很坚定地认为那个志愿者会回来,他说他接到了信息,志愿者很快就会过来接他走。

  为了证实,他借我的手机登陆了他的facebook,给我看那个志愿者的照片,并用我的手机发了信息,“hi,I miss you ,when you will come to pick me?”在他发信息的时候,我看到,他原来的聊天记录中有很多类似的信息,他发这些信息给他认识的所有志愿者。这些志愿者都记得他,而且给了他回复,他们表示也非常想他,说会再找机会过来看他。

  就在上月末,他在街头流浪的时候因为中毒住院,在小诊所手术后肾脏感染,最终不治身亡,Chris的十字架纹身没能保护他,那些志愿者他也最终没能等到。

  近些年,我们去非洲的志愿者越来越多。我想告诉大家,有些时候,我们办不到的事情,不要作过多的承诺。对我们来说,可能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,但对他们来讲,却是一个希望。希望我们在作出承诺的时候,不要让他们失望。

  这帮孩子虽然生活很艰苦,但生命力却非常顽强,他们每天都非常乐观地活着,心态也非常好。Peter是这帮孩子的大厨,他每天负责做饭,孩子们也最喜欢他做的饭。早晨在垃圾桶捡东西的时候,Peter会停留在垃圾桶旁边,看餐馆电视上播放的欧洲杯,为自己喜欢的足球队加油。偶尔垃圾堆能捡到一个破旧的玩具,他都能快乐地玩上几天。

  在市场,Peter会热情地微笑,跟所有的摊主打招呼,有时候会帮忙收拾一下垃圾,整理一下店铺,不要求任何回报。

  碰到需要帮助的人,他也会上前帮助,在路上,他会帮人停车,帮人跑腿送东西,在垃圾堆帮人找东西。这些,即使没有回报,他都没有任何怨言。

  相处久了,我们也开始变的熟悉,孩子们看出来我并不富裕,所以他们从来不跟我要钱,甚至连拍摄时提供的早餐和午餐,也开始为我考虑。因为孩子们经常没饭吃,而且吃的不卫生,所以我们每天请他们吃饭,前提是他们不能吸胶水,第一天,来了18个孩子,第二天,我付了35个孩子的餐费,虽然每个人餐费也就三五元,但我也感受到了压力。

  后来我只能表示提供我所拍摄的这帮孩子的午餐,他们有12个人,列了个名单给我,我每天会多留出三五个名额,但仍然不够。孩子们多的时候,Peter和其他孩子就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那些没饭的孩子,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吃到。

  十天后,他们好像也看到我的窘迫。有天,几个孩子们争吵了很长时间,最终Peter走到我跟前对跟我说,他们不需要吃那么好的食物,只要吃饱就行,早餐和午餐我不用再给他们买50先令的,30先令或者20先令就可以了,甚至,10先令来一杯茶也可以。

  我刚开始拍摄他们的时候,贫民窟的不少人把他们描述得非常可怕,第一次拍摄,我朋友派了当地的小青年保护我。接触后我发现,这帮孩子们完全不是他们想象地那样,并没有任何威胁性,反倒是这些小青年还会阻碍我的拍摄,当天我就表示不要让他们再跟着我。

  后来有次我和朋友遇到那帮小青年,发现他们几个正在打架,几个人都脸红脖子粗,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,询问后才知道,原来那次保护我之后,朋友偷偷给了他们200先令,结果他们分赃不均,引起了纠纷。

  我跟这帮孩子们成了朋友后,有些大孩子觉得我拍了他们保护的孩子,来跟我要钱,Peter和其他孩子们站了出来,说我是他们的朋友,他们自愿免费让我拍,那些大孩子也没有办法。

  后来有次拍摄我被小混混威胁,这帮孩子很怕他们,Peter劝我离开,并告诉我,“这两天最好不要过来,出来地时候也要小心一些,因为那些混混说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不过,请你放心,如果他们真的动手的话,我会保护你的!”

  Peter和孩子们会在垃圾堆找到一些纸和笔,没事的时候,他们会聚在一起,在纸上画画、写字,他们会画一些让他们高兴的事,讲一些他们自己的故事。他们都表示非常希望能回学校读书。

  我在拍摄的时候曾经问过这帮孩子们的梦想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,Briant想做机械工,Chris是想当公交车司机。Peter告诉我,他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能救助街头的流浪儿童。

 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有很多曾经的流浪儿童得到了救助,他们现在有了新的生活,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些街头的儿童,他们会重新回到垃圾堆,劝说这些流浪儿童,让他们放弃胶水,并希望他们得到救助。

  虽然有很多的NGO在以流浪儿童的名义为自己谋利,但还是有很多的NGO在做着慈善工作,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改变流浪儿童。另外我们认识的很多从贫民窟出来的青年人,如贫民窟拳王mike、贫民窟导演ondivow、贫民窟乐队wakuu music,以及肯尼亚的很多义工,他们已经在行动,而且进行了很多年,致力于救助这些流浪儿童。

  从肯尼亚回来后,我经常会想起他们,也关注着他们的情况,我们走后,他们的基地因为修路被铲掉了,Peter被关进了收容所,Briant后来失踪,就在上个月末,活泼可爱的Chris也在医院去世。

  也许,下次再去Kibera(基贝拉,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贫民窟),不少孩子,已经见不到了。

  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太多这样的故事。当你在为自己是否能有一个大房子而苦恼的时候,很多人还在为自己的下一顿饭担忧,对他们来讲,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  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行走非洲,从早期的尼罗河肖像,到贫民窟故事,再到现在的苏丹中国工地及撒哈拉淘金故事,我们希望通过自己长时间地行走来记录非洲的变化。

  首先我们都有过非洲生活的经历,我们喜欢非洲,非洲就像我们的第二故乡,留下了各种回忆,对于非洲,我们有着丰富的经验。

  其次,我们喜欢做这样的事,我们都想做些与众不同的事。现在的非洲国内关注很少,欧美对非洲有很长时间的研究,但大部分都是基于他们的利益和西方的观点。至今,中国这么多人,来非洲做研究的人很少。

  我们知道,做这件事也非常困难,很少有人能深入到贫民窟行走,很少能有人忍受沙漠中十多天的奔波。但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,也许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,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,那就是一段空白,既然我们有能力去做,那我们就去做吧!通过我们的记录,也许能给非洲留下一点资料,也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细微的变化。

作者:admin